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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暴力中長大的小男孩
若瑟‧赫忍斯基追憶童年 追溯童年最遙遠的記憶,我仍記得的是醫院的長型大廳,還有我母親在照護我們的修女背後大叫,我當時患了佝僂病,為了矯正我那雙腿而住院。 那天我告訴媽媽,醫院的修女不肯將上個禮拜天她帶給我的包裹拿給我,媽媽知道後非常忿怒,因為她當時一定費了好多力氣才為我買了這些糖果,當下媽媽把我從這些護士修女們的手中拉走, 二話不說就帶我回家。 這就是為什麼我至今仍是弓形腿的原因, 我的少年時期不斷因著這個缺陷被愚弄、嘲笑,特別是在青春期時,常因輕微的跛腳而感到丟臉。 也因此,在我記憶中,與他人的第一次接觸就是不義與傷害, 而這傷害在我身上留下永久的印痕。 無疑地,這個經驗讓我無法接受今天在違建區、貧民窟及緊急收容中心,那些繼續流著鼻涕的臉龐,那些用鐵器固定的雙腳,還有那些年紀輕輕就已傷痕累累的身驅。 我的母親在修女背後喊叫,這並不曾讓我驚訝,我已經習慣了這些吼叫。在家裡,爸爸不時破口大罵,他常常打我大哥。讓我母親感到絕望的是,大哥總是用頭來擋爸爸的拳腳, 他也常辱罵媽媽, 我們不斷生活在恐懼中。 很久以後,一直到我成年,一直到我分享了其他像他一樣的男人的生命, 遇到那些處境與我相同的其他家庭時, 我才理解到 : 我的父親是個受傷受辱的男人,他苦於一生不斷的失敗: 他因無法供給妻兒安全與幸福而感到自卑。 赤貧的惡就在這裡, 一個男人在面對這樣的羞辱時,不能沒有反應。而貧窮的男人,昨日一如今日,都是以暴力的方法來回應。 (…) Read more
從貧民窟到聯合國
若瑟‧赫忍斯基對赤貧家庭的承諾 「在1956年7月14日這一天,我重新進入悲慘中。那些我遇到的家庭,讓我回想起我母親的赤貧。那些從一開始就緊抓著我不放的孩子們,是我四十年前在昂熱市聖雅各路的兄弟、是我的姊妹,是我自己。從那一刻開始,我的生命起了轉折,從那一刻開始,有一個想法常出現在我的腦海哩,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這群子民無法出離赤貧的境地,在別人討論商議大事的地方,他們將不會被接待,於是,我暗自許諾,如果我留下來,我要帶這些家庭走上梵蒂岡、總統府與聯合國的石階。」
一个在联合国拥有《全面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第四世界运动组织 于1991年,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取得第一级的全面谘商地位 。 截至2005年年底,全世界有2719个非政府组织在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拥有谘商地位。这些谘商地位又分为三等级,第一级为与理事会多数活动有关的组织,第二级为在特定领域具有特别专长的组织,第三级则是已列入名册,可以妃经常性地向理事会,其附属机构或联合国其它机构提供咨询的组织。 截至2005年年底,在联合国拥有第一级《全面谘商地位》的团体共有136个,例如:国际第四世界运动非政府组织 (1991) [1]、国际扶轮社 (1993)、亚洲法律资源中心 (1998)、明爱会(1999)、中国联合国协会(2000)、国际乐施会 (2002)、世界展望会〈或译为宣明会 ,2004〉。拥有第二级《特定领域谘商地位》的有1639个,例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95)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98)、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2000)、中国绿色基金会(2003)。被列入名册的有944个,例如亚太商工总会﹝1970﹞。 取得谘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以派遣观察员出席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公开会议,可以提出与理事会工作有关的书面意见。他们也可以就共同关心的事项与联合国秘书处进行磋商。 [1]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非政府组织取得谘商地位的时间。
一个文明的计画
戴高乐将军的侄女热妮叶佛(Genevieve de Gaulle Anthonioz)于1958年在诺瓦集贫民窟遇到若瑟神父及贫民窟二百多个生活在赤贫中的家庭。贫民窟的泥泞、灰暗无光及赤贫父母脸上雕刻的痛苦与失望让她想到她自己在集中营的日子,在那形状酷似爱斯基摩人住的冰窟所形成的贫民窟中,若瑟神父告诉热妮叶佛,他留在诺瓦集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互助组织,而是要发展一个文明的计划。 当人们的眼光只放在面包与炭火,金钱的救济与旧衣旧玩具的施舍时,他构思的却是一个文明的计划。这文明包括了人与人真诚的相遇,包括了政治、宗教、文化与艺术的重新思考与改造。在文化方面,最贫穷的人是否分享了知识与艺文?在政治方面,赤贫者是否享受到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在教育上,最贫穷的孩子是否被遗忘在后头?在医疗上,最贫苦的人是否得到应有的疗护?
給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給世界各地的朋友們 [1] Letter to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Lettre aux Amis du Monde 第四世界運動組織創立人若瑟‧赫忍斯基 1987年我們慶祝第四世界運動組織三十週年紀念,三十年的痛苦、犧牲和喜樂,全世界最貧困的家庭毫無保留的和我們分享了這一切。 人們常常問我:「飢餓和貧窮持續擴張,你們的行動到底有什麼結果?」 我可以回答說這個運動建立了許多掃除文盲的計畫、職業訓練、醫療計畫,並提供上千個被赤貧壓垮的家庭組織起來的方法,不僅如此,他們還站起來發言,並參與社區及國家的生活。我們也為無家可歸者展開一些行動,我還可以說我們使無聲者的聲音被聽見,從聯合國、梵蒂岡,一直到我們的分支團體所在的各國政府。 這些都是真的,但是,我想這個問題還是應該由最貧窮的人來回答。 前幾天,我碰到卡拉斯太太,她告訴我:「你們重新給我們帶來榮耀和尊嚴,因為你們相信了我們。第四世界運動向每個人提出一個理想:每個人,不論貧富,都可以參加摧毀赤貧的工程。」 我是在諾瓦集貧困區認識卡拉斯太太的,那是1957年的事了,當時她和他的家人生活在泥濘中,在一個滿是絕望與輕視的泥濘中。跟所有的鄰居一樣,早在她出生以前,她的父母就已認識赤貧的滋味。她看起來很順從,在接受別人施捨的木炭、舊衣和其他各式各樣的救濟時,她不發一言。但是,我知道,在內心深處,她要的不是這個。 這一切,我自己曾親身經歷過,我和我的母親、兄弟及妹妹曾經接受過各式各樣的救濟。我知道作為一個貧窮的孩子而沒有玩伴意味著什麼,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窮人最需要的東西是被肯定:尊嚴被肯定,撫養孩子的能力被肯定。不僅如此,也承認他們能夠對整個國家有所貢獻。有多少次,我在世界各地聽到同樣的呼喊: (…) Read more